一個女人，一個世界：重返畢加索的愛戀世界

文．攝影│黃九蓁
本文收錄於 ⟪典藏读天下‧今艺术2015年2月份-情人節特刊⟫

「當我愛上一個女人，她可以將我的一切撕毀，特別在我的畫作之上。」 

                                                                                                             ---畢加索

歷經了五年的修整擴建，巴黎畢加索博物館於2014年10月重新對外開放，該博物館透過世界巡迴展的籌資方式終於完成了耗資了5100萬歐元的修繕工作，這也是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都有畢卡索展覽的主因。博物館的展覽空間上擴張至原本的三倍，動線也更加流暢。畢加索雖為西班牙人，但是長年居住巴黎，對法國現代藝術的推進有著重大的影響。也難怪法國總統歐朗德表示：「畢加索熱愛法國，選擇了法國，他是法國的驕傲。」

畢加索的作品數量龐大，在他與最後一任妻子相繼過世後，子孫為了抵償繼承稅便過繼5000件作品給法國政府，也因此成就了此間博物館的誕生。新館基本上按照編年學的方式展出館藏，並針對同時期在不同媒材與風格上的選擇做出對照的陳列。畢加索的風流史對其繪畫風格的影響已然是藝術史學上的顯學，簡單的說，女人成為劃分他不同時代風格的關鍵。

玫瑰色時期1906-1909

愛情，不只是畢加索的靈感來源，更是整體美學的選擇標準。女人之於畢加索就如同維吉爾的角色一般，成為一個遊走藝術幻象世界的引路人。1904年畢加索搬到巴黎居住，在蒙馬特區租了一間工作室，開啟了他的巴黎長居創作生活。次年八月，23歲的他愛上了波希米亞模特兒費爾南德.奧利維耶（Fernande Olivier），兩人開啟一段瘋狂的情慾愛戀生活。他們在一起的這段時間，畢加索一直非常開心，因此一改之前藍色時期的憂鬱風格，改用粉色、橙色等暖色調作畫，也因此被稱為「玫瑰色時期」。我們可從畢加索博物館02號展廳中兩幅鄰近的自畫像（Autoportrait 1901, Autoportrait 1906）清楚看出畫風的轉變。1901的自畫像正可視為其藍色時期的代表作，深藍色調的憂鬱清楚顯示他早期的貧困與孤獨。而1906年的自畫像一掃過去的陰霾，微妙的粉嫩膚色為他玫瑰色時期的特色。而杏仁狀的眼睛以及不對稱的環斑黑眼球也暗示了畢加索對於古代藝術的興趣。

立體主義1910-1915
藉由玫瑰色時期，畢加索漸漸嘗試獨特的立體畫風，如同1908年«手持扇子的女人»就是當時的代表作之一 ; 然而當他成功取得關注之時，對費爾南德的熱情也逐漸冷卻。1912年費爾南德主動離開了畢加索，而在那之前，他已經和另一位可愛脆弱的女子外遇—伊娃.古維（Eva Gouel）。畢加索在她身上繼續實驗立體主義，他以«我的可愛女人»（Ma jolie）獻上對這個小巧的女子的滿懷愛意。在這段時期，以擬化吉他結合其他靜物的形式呈現伊娃。畢加索博物館中，«彈吉他的男人» （Homme à la guitare, 1911-1913 ）可說是此時期的代表作。赭石色和灰色是這時期的特色，藝術家著重於線條和陰影面的複雜交疊，報紙的使用也表示藝術家開始嘗試拼貼與立體主義的結合。兩人終究以悲劇收場，伊娃在1915年因肺結核病逝，恰逢一戰的侵略畢加索陷入傷悲與低潮。

重歸古典時期1916-1924
畢加索的空窗總是短暫的。1917年藝術家在羅馬為一個俄羅斯芭蕾舞團舞劇設計佈景時，遇到了俄羅斯舞者奧爾嘉.柯克洛娃（Olga Koklowa）。兩人很快的陷入熱戀，並於七月正式結婚，並育有一子。奧爾嘉出身良好，為上校之女，因此熱衷交際與社交活動，也因此為畢加索帶來長達十年的沙龍生活。為了配合奧爾嘉的上流社會，畢加索的畫風也重回古典風格。從«坐在扶手椅上的奧爾嘉肖像» （Portrait d'Olga dans un fauteuil, 1918）中我們看到奧爾嘉的禮服皺摺與迴盪在頭髮中的微妙光波都彷彿回到古典時期的優雅風格。此外，在名為«沉思的奧爾嘉» （Olga pensive, 1923）的畫作中，流暢的女士面部線條，脖子與手臂的類大理石的平滑膚色則是表現畢加索少見靜謐的氣質。然而優雅、豐腴等世俗生活似乎無法滿足畢加索的創作，他的畫作逐漸變得狂暴甚至有些超現實的成分。1927年他結識了瑪麗.德蕾莎（Marie-Thérèse Walter），一如往常地開啟另一段複雜的情愛史。

變形時期1925-1935

那年瑪麗. 德蕾莎十五歲，兩人相差28歲，畢加索在她身上找到年輕的色彩。1929年«紅沙發上的裸女»（Grand nu au fauteuil rouge, 1929）面世，畫作中的元素取自於與安格爾«穆瓦特西耶夫人肖像» （Madame Moitessier,1856）以及馬蒂斯的«宮女與鈴鼓»（Odalisque au tambourin,1925-1926）兩幅畫作。安格爾的平靜、馬蒂斯的冷淡與愉悅在畢卡索扭曲的鏡面下變形，彎曲且拉長的女子身體表現巨大的痛苦與激情。1932年藝術家繪製了«閱讀»（La lecteur 1932），瑪麗便是畫中女子的原形：抒情的曲線、歡樂的色彩、裝飾性的圖案並強調出她的金髮。情人的性格再度成為畢加索創作的泉源，畫風一轉，柔情似水、圓潤甜美。此時期畢加索也開始走向事業的巔峰，並在諾曼第地區買了城堡作為居所。1935年瑪麗懷了女兒瑪雅（Maya），奧爾嘉不願離婚，瑪麗仍舊是個地下情婦，並逐漸變得情緒化、神情不穩。

戰爭時期1936-1951

1936年畢加索再遇到了多才多藝的多拉.瑪爾（Dora Maar），身兼畫家、藝術家與模特兒的她自然與大藝術家有許多心靈契合的默契存在。兩人在一起的時期恰逢地二次世界大戰，多拉篤信左派思想，帶著畢加索進入以戰爭、死亡、暴力的政治社會時期。擴世名作«格爾尼卡»（Guernica）就是在多拉身邊完成的。多拉以相機見證了«格爾尼卡»的創作過程，她自己也成為畢加索的靈感謬思。從«多拉.瑪爾肖像»（Portrait de Dora Maar, 1937），女主角一副滿不在乎的姿態，多視點的五官融合出他的輪廓，直視的眼睛與誇張的叉開睫毛，自信的回應觀眾的凝視。藝術家用刮漆的方式製造白底的空間以凸顯多拉的鮮豔，我們再度看到另一個女人的特色與堅毅。

在這段時間畢加索遊走在瑪麗（一週兩天）與多拉（一週五天）之間。直到畢加索去世前，柔順的瑪麗一直都會給畢加索寫信，並將她為他剪去的頭髮與指甲通通保存下來。用情之深導致她在畢加索離世之後四年也隨之自殺。性格強烈的多拉後期與畢加索齟齬不合，而男主角的無節度的風流更加重了對多拉的打擊，她最後精神崩潰、貧困終老致死。1943年61歲的畢加索與21歲的年輕畫家佛朗索瓦姿.吉洛（Françoise Gilot）又玩起了情感與情慾的追逐遊戲。兩人的關係維持了十年並育有兩子，直到佛朗索瓦姿厭倦了這位紀念碑式的大藝術家的博愛。

晚年時期1952-1972

畢加索一生閱女人無數，而愛情與女人正是他的創作源頭。他的自負、自私、幼稚、霸道乃至他的反覆無常是這麼地令情人們厭惡。這些「藝術家的情人們」最後幾乎都以悲劇收場，兩位死於自殺、一位精神崩潰、兩位貧困孤老。然而這些哭泣的女人卻仍甘心臣服在他的陽剛的情感暴力之下。因為當他給予女人愛情的時候又是這麼地不顧一切，像颶風般狂暴，如太陽般溫暖。他為她們帶來光明卻又將一切燃燒殆盡。

晚年的畢加索的創作風格集上述之大成，成熟圓融但沒有再更多的創新。陪伴他人生最後二十年的是他於1953年認識的、27歲的賈桂琳.洛克（Jacqueline Roque）。有著優雅賢淑的賈桂琳與之相伴，畢加索充滿活力，直至過世前都從未停止創作， 如同«根據馬內-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 d’après Manet,1961）內的草地、綠葉以及性感的女人般地生生不息。畢加索晚期的作品對人生充滿了希望，帶有赤子之心地迎接死亡，留下了世上最多產量藝術家的紀錄。他帶著這日日夜夜地從女人們身上吸取的精華，成就了自己在世界的藝術極高榮耀。女人可謂成就畢加索一切的源頭，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女人，一個世界，而他的世界永遠是這麼的千變萬化。